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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在拉兹看来，法律规范构成了人们行动的消极二阶实践理由或曰排他性理由，从而区别于一阶理由或曰初显性理由，例如道德规范为人们行动所提供的理由。就此而言，雷磊的法律渊源理论实际上隐含了综合论的倾向。
然而，这与法概念论层面对法律效力的研究颇相扞格。如此一来，基本规范也就在规范理论层面为回答宪法的真正自我指涉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前已述及，制宪权并非宪法的法律渊源，当然也就不是宪法渊源。就此而言，这些部分自我指涉的宪法规范是可修改的。为避免歧义，下文主要使用法概念论的称谓。
（2）那些聚焦于法律渊源具体清单的研究，还会波及什么是法律体系这一宏观问题。法秩序外的关于宪法的渊源恰恰会使宪法渊源成为冗余的，并且由此衍生出充满其他旨趣的话题。例如，价格法(1997)第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努力改进生产经营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合法利润。
正因如此，价格法并未针对违反该条款的行为设定行政处罚。第四，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规定其他的行政处理措施。1996年行政处罚法制定之时，立法者对于信用惩戒措施未作规定，如今信用惩戒措施已成为市场监管乃至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17)这是典型的补充设定违法行为的立法例。
地方立法机关设定的行政管理措施，究竟属于其他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很难仅凭行政处罚的定义加以分辨。(33)广义的违法既包括违反法律规则的行为，也包括违反法律原则的行为。
修订草案二审稿对该款的最初规定是，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但二审征求意见稿又将其修改为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针对违法行为的管理措施大致有三种：直接规定行政处罚。要让多数人自觉履行义务，立法设定的义务内容必须清晰、明确且合理。经营者是否努力改进以及努力的程度和效果如何，并没有统一的、客观的、可量化的认定标准，无法判断经营者的定价行为是否违反该义务性规定。
(16)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对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2款不应作扩大解释，实践中地方性法规补充、增设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例如，水法(2016)第61条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水政监督检查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该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中央立法要想做到全面妥善回应各个地方的不同需求，几近神话。
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二，违法行为的可认定性。
(10)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第1286页以下。以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为例，社会保险法(2018)第6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该条对于地方政府生活废弃物分类管理权的规定不清晰、不明确，立法若以此为据给相对人设定法律义务，容易造成无论地方政府采取什么管理措施，相对人都有义务配合、服从或执行的结果。地方法制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地方治理效能，而科学合理的立法权配置是完善地方法制的重要基础。综上，地方执行性立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应限以下之一情形：(1)上位法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既没有规定行政处罚，也没有规定其他的行政处理措施。(15)第一种观点认为，该规定包括三种情形：(1)上位法规定了违法行为，也对违法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11)人民防空法(2021)第48条规定：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反之，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的行政处罚，只能限于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且不能突破上位法规定的处罚幅度。
在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问题上，争议焦点是，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是否必须以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为前提条件。当前仅有个别法律、行政法规在责令性行政行为的基础上设定了行政处罚，多数法律、行政法规都仅规定由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为避免行政处罚过多过繁，地方立法机关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时，应当遵循非必要不设定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义务内容的确定性、合理性和可履行性，以及违法行为的可认定性等多项因素。(三)发生事故时迅速组织抢救，并及时、如实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配合调查处理。
⑥例如，食品安全法(2021)第36条第3款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24)前引①，余凌云文，第155页。
第28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文物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变更修缮方案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 (15)参见骆惠华：《实施性地方法规创设行政处罚的有关问题》，《人大研究》2007年第4期，第39页以下。第16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除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岗位检查和专业性检查，并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查。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行政处罚法对于行政处罚种类的列举性规定存在立法技术缺陷。例如，为实施人民防空法，江苏省制定了《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该办法针对建筑主体工程已完工、无法补建防空地下室的情形，在人民防空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之外设定了缴纳易地建设费的管理措施。
例如，环境保护法(2014)第59条第3款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增加第一款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行为的种类。(31)参见杨伟东：《行政处罚设定制度：变化、理解与控制重点转换》，《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237页以下。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易地建设费，顾名思义就是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费用。造成该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对于这些行政管理措施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尚未形成理论共识。
以这一原则为指导，价格法对经营者的定价行为作了详细规定，要求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条件 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行为(违法行为)与可处罚的违法行为并不完全等同。(18)《西安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2020)第16条规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在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上刻划、涂画、张贴。目前，典型的、没有争议的行政处罚种类都已进入行政处罚法，而一些新型的行政管理措施，虽带有行政处罚性质，却未被立法认定为行政处罚。(三)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地方性法规可以补充设定哪些行政处罚措施，是否应以上位法设定的行政处罚措施为限，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
例如，建筑主体工程已经竣工，责令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处理决定事实上已无法执行，此种情形下方有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或补救措施的必要性。相应地，擅自设立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非法从事非银行业金融业务活动、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超出业务范围从事金融活动(如违规吸纳存款)等违法行为也开始出现。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有不少义务性规定属于原则性、概括性或倡导性的规定。(二)限制地方创制性立法设定其他行政处罚是否可行 最高立法机关限制地方立法机关设定其他行政处罚，或许意在防止地方滥设行政处罚，但此种限制并不一定能在实践中有效约束地方立法设定其他行政处罚。
拒不交出土地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在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客观的、可量化的标准，这也正是安全生产法没有针对此项义务设定行政处罚的原因。
